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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人民日报》总结今年上半年反腐四大新特点
2014年7月23日  点击量:464次

 势头不减   徐骏摄(新华社发)
挪位   徐骏摄(新华社发) 挪位   徐骏摄(新华社发)
组合拳   徐骏摄(新华社发) 组合拳   徐骏摄(新华社发)

   中国反腐震慑官场

  ——半年反腐呈现四大新特点

  本报记者 申孟哲 刘少华

  刚刚过去的2014年上半年,是反腐风暴不断加速的半年。

  从年初到6月30日,在中央纪委监察部官网的“案件查处”栏目中,有375名官员被点名通报,包括接受组织调查、“双开”、移送司法机关等。这一数字,已经超过了2013年的全年反腐“战果”。

  反腐风暴给官场带来强大震慑,还不仅仅体现在“提速”上。2014年上半年,中纪委反腐败的速度、力度、广度、深度,都达到了新的高度。反腐没有什么“差不多行了”的说法。“宜将剩勇追穷寇”,用反腐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,才是这场风暴发展的方向。

  一边高压反腐,一边各项工作有序推进, 对“控制的力度”的有效把控,“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有自信、有能力、有信心的表现。”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认为。

  1 速度创纪录,半年“战果”超去年

  2014年上半年的反腐,关键词是“创纪录”。最直观的体现,是速度。

 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上半年通报查处375名官员。这一数字不仅超过了去年全年,而且实现了31个省区市的“全覆盖”。

  如果在上半年中选一个月作为代表,无疑,最能体现上半年反腐“提速”的,是6月。

  在这个“风暴之月”中,6名省部级以上“老虎”落马,成为十八大以来打掉“老虎”数量最多的一个月。其中,杜善学与令政策两名原省部级官员,创纪录地在2分钟内连续被通报落马;6月30日,更是创纪录地在一天之内,有4名原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央委员、中央候补委员被开除党籍。

  除了速度快,落马官员的职级也比去年要高。6月落马的徐才厚与苏荣,是十八大后首次有“副国级”官员落马,而徐才厚更是首个被查出的中央政治局原委员。

  16名——这是今年上半年落马的省部级以上官员的数量。这已经接近占到十八大以来落马“老虎”总数30余名的半数。换句话说,今年上半年的“打老虎”战果,已经接近去年全年。

  “速度”给人的震撼还不止于此。

  比如,江西省原副省长姚木根落马当天,他的名字还出现在当天出版的省报上。也就是说,前一天还在正常工作的姚,第二天就被纪委带走。

  这种“毫无征兆”的落马,同样出现在时任广东省委常委、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身上。前一天还在市内调研的他,根本不会想到第二天就会被宣布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而被组织调查。

  被调查的速度使人震撼,被查处的速度也让人印象深刻。

  十八大以来落马的省部级以上高官,从立案调查到“双开”,平均用时大约5个月时间。今年这一速度也在加快。比如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,从2月18日被立案调查,到27日被免职,仅用时9天。而山西省原副省长杜善学、山西省原政协副主席令政策,从6月19日被调查,到6月23日被免职,中间更是只有4天。

  到7月,这一速度就更快了。江西省委原常委赵智勇,从6月3日被通报违纪,到6月10日被免职,7月16日被开除党籍,一个半月时间内就走完了基本的流程;云南省委原常委、昆明原市委书记张田欣,更是在1天之内完成通报、免职过程,4天之内即被开除党籍。

  据统计,十八大以来,国企系统落马高管已超过50人。这其中,今年落马的就有40人。涉及的领域,则包括石油、钢铁、电力、运输、航空、通信等行业。

  2 “新词”频现,隐形问题浮出水面

  “通奸”、“小官巨腐”……这些词在今年出现在了中纪委的案情通报和巡视组反馈意见中,有的开始频繁出现,并在网络中“火”了起来。

  对于“通奸”一词的使用颇为典型。此前,“生活糜烂”、“乱搞两性关系”、“玩弄女性”等说法屡见于对涉事官员的通报中,但从今年6月开始,中纪委开始频繁使用“通奸”以代替之前的说法,这个词简洁有力,迅速成为网络热词。

  在过去的两个月中,中纪委官网至少10余次使用这个词,使得这个词的影响力日渐扩大。在6月第一次使用“通奸”二字后,中纪委网站专门刊文,引用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称,尽管通奸在一般情况下不能定罪,但在党纪中属于有明确惩戒规定的行为。文章由此强调:“党纪严于国法,党员违法必先违纪。”

  事实上,在过去两个月中被通报“通奸”的落马官员,无一例外被开除了党籍,而这,在《处分条例》中同样有据可依。

  “中纪委并没有发明这个词,但是频繁用这个词,明显表示出中央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比以前更为严厉。对于领导干部来说,这是不能容忍的行为。” 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谢春涛表示。

  在给北京市反馈的巡视意见中,中央巡视组用了“小官巨腐”一词,直指一些乡村干部的腐败。这个词甫一出现,就引起了舆论关注。在谢春涛看来,热词都不是凭空产生的,这说明该问题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,北京地区比较突出的现象。

  针对具体问题具体指出,而不用大而化之的说法,也是中纪委半年来用词、用语的典型特征。例如,在给科技部的反馈中,直言“科技资源缺乏统筹协调”;在给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反馈中,指出干部中“有的利用宗教习俗敛财”;在给复旦大学的反馈中,认为校办企业管理中“一手办学、一手经商”现象突出。

  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杨伟东看来,这些新词、新说法的出现,凸显了这半年来“有腐必反”的特征。这些说法暴露出来的许多问题,都是之前很少为公众所注意到的,正是因为反腐力度加大,反腐覆盖面广,才让这些新问题浮出水面。

  3 多方合力,宜将剩勇追“穷寇”

  “反腐从来就不只是中纪委的事情,我们始终使用的是惩防并重体系,既要终端的惩治,也要注重关口的预防。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,杨伟东认为,反腐应该是“组合拳”,是一种多部门综合的机制。

  事实上,反腐的确已经形成了合力,除了来自官方的调查和来自民间活跃的举报之外,仅在中央层面,就有多个部委、机关参与其中。

  以中组部为例,在对违纪官员的处理和干部管理上,起到了有效的遏制贪官作用。近日落马的张田欣,就是由中组部宣布其涉嫌违纪被免职的消息。

  而在今年上半年,中组部下发的《配偶已移居国(境)外的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岗位管理办法》,重新定义了“裸官”的概念,并首次明确了5类重点岗位“裸官”需要清理。据悉,这一办法与近期十多个省份启动对基层裸官数量的摸底息息相关。值得注意的是,7月14日,中央巡视组向福建省反馈巡视情况时,明确提到厅处级领导干部“裸官”较多的问题,中组部无疑与中央巡视组进行了很好的配合。

  审计署的审计报告,也让一些违法违纪行为无处可逃。在6月25日公布的审计工作报告中透露,2013年审计人员发现并移送涉嫌重大违法违纪案件314起,这一数字远超往年;而在审计报告中,涉及“三公”经费的内容有1600多字,为历年来最为详尽的一次。

  “中央反腐正在进入一个快车道,这是随着反腐力度的加大必然会进入的加速过程。”杨伟东认为,当下的高压反腐符合十八大以来的安排。

  在受访专家看来,“有腐必反”的局面正日渐形成。

  值得注意的是,在中央的高压反腐之下,此前一些反腐的“伪规律”——如退休后就可“平安着陆”,纪委不会查自家人,反腐会“适可而止”等,都在事实面前被一一破解。尤其是反腐影响经济、反腐“适可而止”论以及允许“适度腐败”论等,都被业内人士广为批驳。

  针对有观点认为反腐减缓了经济增速的说法,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近日特别强调,“所谓反腐败造成中国经济增长减慢是个伪命题。”他表示,腐败常常和政府的过多管制结合在一起,管制会造成寻租,而解除管制减少腐败机会,使得市场发挥更好作用,对经济增长有好处。

  “中央反腐的强大震慑作用,使得有问题的人现在惶惶不可终日,我认为反腐就是要一反到底。”谢春涛表示,反腐完全不能“适可而止”,反而应该“宜将剩勇追‘穷寇’”,继续当下反腐的良好势头。

  “反腐要追求的是‘没有例外’,也没有什么‘适度’可言,就是要在规则面前人人平等,就是要对腐败现象严厉查处。”杨伟东认为,接下来的反腐还应持续震慑,不以抓多少人为目标,而是以达到权力的有序运行为追求。

  4 改革提速,营造良好从政生态

  “从现在反腐的速度、力度、广度和深度来看,我们所说的反腐将用‘治标’为‘治本’赢得时间的策略正在奏效。”杨伟东说。

  杨伟东说的“治本”,是指中纪委从去年就已经开始的一系列改革措施。

  6月30日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《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方案》,以及之前中纪委的五年反腐规划,都为反腐做了长期性的制度设计。而其中的一些措施,效果已经开始显现。

  比如,半年之内,中纪委已两次进行机构改革,“增效不增官”,增设了4个纪检监察室与1个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——其中,“第五纪检监察室”,是新设立的专门监督国企的部门,今年国企的廉政风暴与其直接相关;“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”则是为解决“灯下黑”而增设的部门。

  同样收到良好效果的还有中央巡视制度。

  7月16日,2014年的第二轮巡视即将启动。算上此次常规巡视的十个省区市,十八大以来,中央巡视就将实现31个省区市“全覆盖”。在以往,一般一轮“全覆盖”的巡视在一届任期即5年内完成,现有有望缩短到两年。同时,在常规巡视之外,中纪委还开创了“专项巡视”的新制度。

  在专家看来,从治标走向治本的反腐,体现得最明显的,是反腐带来的对整个政治生态、从政环境的改善。

  “在廉政建设中,除了制度的安排,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为官环境和为官文化。过去,我们有一些为官文化的不良倾向,比如‘小圈子’、‘哥们儿义气’,下级对上级惟命是从,甚至‘攻守同盟’的关系网等。中央通过反腐,要营造的是一个良好的从政环境,让官员能专心致志地做事,而不是靠小圈子、靠关系。”杨伟东说。

  谢春涛则表示,一般来看,腐败案件多发高发的地区,其从政环境或者说政治环境都算不上好。“比如,在有的地方,收红包可能会成为一种习惯,哪个人不收反而不行,这对干部的侵蚀是很可怕的。所以,营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生态非常重要。”他说。

  在谈到如何改善这种局面时,杨伟东表示,关键还在制度建设。

  “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对纪检体制改革的论述中,首要的就是落实反腐和廉政建设的主体责任,党委和纪委都要负起这个责任。党委除了抓经济、抓生态、抓社会工作外,廉政建设也必须纳入主要工作。从前期部署,到主抓落实,再到责任追究,党委都要负责,这才是‘主体责任’。”杨伟东表示。

  “从政环境改善的效果是长期的。一个地方政治生态清明,就会营造公平竞争的氛围,谁工作干得好,升迁就会比较快,溜须拍马、花钱买官就行不通了。如果政治生态差,情况就反过来,为了升迁,就有人跑官要官、甚至买官卖官。营造良好的政治环境,对现在公务员队伍中的年轻人尤其是有好处的。”谢春涛说。

 来源:人民日报海外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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